這是一場注定難忘的相聚——7月5日，由新華報業(yè)傳媒集團主辦的第十四屆江蘇書展“新華書房”讀書分享會在蘇州舉辦，著名“外賣詩人”王計兵、電視劇《喬家的兒女》《山海情》編劇之一楊筱艷、堅持“在地書寫”的宜興作家樂心這3位“斜杠”作家，以真誠分享吸引了大批讀者。

“沒有文學，我只是生著、活著，有了文學我才是生活著。”分享會上楊筱艷的深情告白，道出了許多人的共同心聲。

文學正在變得日趨小眾嗎？從這場分享會上我們找到了另一種答案：文學固然是名著經(jīng)典、獎杯鮮花，更是一種視角、一種方法、一束不可或缺的生命之光。它像一蔬一飯那般自然，它為我們平凡的人生“打光”、賦予其斑斕色彩，助力探尋一種更有意義的生活方式。

與文學相遇 像一顆種子吹落在心頭

問：你們是如何與文學結(jié)緣、開啟文學人生的？

王計兵：我上學只上到初中二年級，1988年我19歲的時候就跟著建筑隊出去做了農(nóng)民工，曾經(jīng)立下的志向、對未來擁有的美好幻想，在踏進工地的那一刻都粉碎了。剛開始我什么手藝都沒有，每天工長給我一袋彎釘，我一根根把它們敲直，我的一首詩歌《把彎釘敲直》記錄的就是我那時的生活狀態(tài)。而這樣敲上一天，工資是3塊5毛錢。那時的我不知道以后的路應該怎么走，第一次對生命產(chǎn)生了思考。

為了排遣心中的郁悶，我每晚都會出去跑上10公里，有天突然發(fā)現(xiàn)，路邊昏黃的燈光下竟然有一個舊書攤。我和老板商量，能不能讓我免費“借讀”，就當每天過來跟他作伴。老板答應了我，前提是如果我看的書客人想要，優(yōu)先讓給人家。這導致我總是不能把一本小說讀完，特別是那時暢銷的古龍、金庸、瓊瑤，當你沉浸在一個情節(jié)之中，卻突然丟失了情節(jié)，簡直如鯁在喉。有天我走在回工地的路上，突然想到，《紅樓夢》不也是另一位作者續(xù)寫的嗎？從那天起，我開始給我沒有讀完的小說續(xù)寫后面的故事，慢慢對寫作產(chǎn)生了興趣，直到1992年我發(fā)表了第一篇小說。愛好是有慣性的，喜歡它的時間越長越舍不得放下，這種感覺挺美妙，至少讓我不再迷茫、找到了方向。

楊筱艷：小學三年級時，我被語文老師“抓包”去參加南京市玄武區(qū)的作文比賽，竟然得了一等獎，獎品是一些青少年讀物，其中有一本小開本的《中外著名文學家故事集》，讓我第一次知道了誰是莎士比亞，誰是狄更斯，誰是哈代、雨果、魯迅、老舍，生出了想成為一名作家的朦朧理想。上初中后，我又在作文競賽中得了第一名，教語文的單老師用他半個月的伙食費給我買了一本唐圭璋先生主編的《唐宋詞選注》，給了我巨大的鼓舞。

于是我上大學之后很自然地開始寫小說、寫詩歌，屢投屢敗，沒有一家肯要我的東西。我的大學語文老師很嚴肅地對我說：楊筱艷，你搞錯了順序，你還沒有讀書就要寫書，你還沒有生活就要寫作——這對我簡直是一記響亮的重錘。之后我不再寫作，花了20年時間去讀書，后來成為南京市長江路小學的英語老師。直到38歲那年接手了一個棘手難管的班級，我才有了非寫不可的底氣。我把和學生“斗智斗勇”的故事以“教育敘事”的形式寫在博客上，等我更新到第23章時，出版社聯(lián)系了我——我的兒童文學處女作《五四班那些事》就這樣誕生了。

樂心：對我來說，文學的種子很自然地落在心里，風一吹，在心田里慢慢滋長。

我出生在宜興太湖邊的周鐵鎮(zhèn)，鎮(zhèn)上有東南西北四條街。小時候，爸爸媽媽都去上班了，我就站在門檻上，看來來往往的人——農(nóng)民上街，街坊鄰居們交談，看各種各樣的人和事。就像羅大佑唱的歌：為什么太陽總是下在山的那一邊？山里面有沒有住著神仙？這種幻想和好奇，就是一顆文學的種子。

20多歲時我成為宜興日報的一名記者，這份職業(yè)讓我有機會和形形色色的人交流，知曉大地上的痛點、難點、他人的喜怒哀樂。但是隨著閱歷增長，我越來越不滿足于一事一議的新聞報道，開始用散文來反映世界的溫情、世間的甘苦，傳遞人與人之間柔軟的東西。后來散文這種文體也不夠用了，我開始寫小說，創(chuàng)作了30萬字長篇《十八拍》，當寫到男女主人公青梅竹馬卻只能一生遙遙相望的故事時，我仿佛和他們一樣談起了風花雪月的戀愛——這就是文學帶給人的豐盈，我在借千萬人的眼，感受千萬種人生，感受大地上那些活潑潑的生命氣息。

從生活到文學

扎根富礦開鑿“生命之光”

問：文學源于生活又超越生活，能否分享作品背后的創(chuàng)作故事？

楊筱艷：我至今感謝童年時母親的一個決定，它幾乎改變了我的一生。上世紀70年代，我父親作為廠里的技術骨干分配到一套郊區(qū)住房，面積很大，有獨立廚衛(wèi)，但母親堅決不肯去住，硬是拿這套大戶型換了市中心的一間半房。正是因為這套房，我得以在煙火氣息濃郁的南京市井生活，見證著發(fā)生在這里的無數(shù)故事。突然有一天，我想寫一個男人的婚姻生活，也就是《喬家的兒女》，童年的記憶蜂擁而至——喬祖望的原型，一個自私自利、毫無責任感的男人；溫柔善良的喬三麗，原型是一個有智力缺陷的姐姐，父親把她遠嫁到了山里。在《喬家的兒女》中我忍不住改寫了她的結(jié)局，讓她在虛構(gòu)中擁有了溫暖和愛情。

在為《山海情》積累素材的過程中，我的心靈再一次受到巨大的沖擊。水花原型是一個被包辦婚姻而丈夫癱瘓的女人，她每天凌晨4點起來做面條，騎著三輪車走街串巷，一天她實在太疲憊了，把車騎到了麥田里，一早晨做的面條全被打翻，她絕望地趴在地上哭了起來，一直哭到太陽升起、照在金黃的麥穗上，她把眼淚擦干，扶起車子繼續(xù)往前。

還有觀眾熟悉的水花拖著車子行走在茫?；囊吧系溺R頭，這真實的一幕發(fā)生在另一個人身上——一位70歲的老人，移民搬遷時他拖著全部家當，也就是鋤地的鎬頭、鏟子、幾個籮筐，拉著板車走了七天七夜，趕了400公里來到新開發(fā)的閩寧村，然后一鎬鎬地鋤下去，搭出了一個地窩子。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有次我寫了兩場關于驢的戲，高滿堂老師很不滿意：你知不知道驢對窮人家意味著什么？你要把這個驢給寫清楚，才能讓觀眾知道他們的生活有多艱苦、知道他們?yōu)槭裁床活櫼磺械馗淖兩?！回到生活，讓我忘記了文學的技巧，只想把生活真實地呈現(xiàn)——生活即文學！我又一次理解了老師對我的教誨。

樂心：我一直在鄉(xiāng)土大地上追尋，那些皓月之光、那些螢火微柔之光，都是我們大地上溫暖的生命之光。我這次帶到書展的散文集《櫻紅蕉綠》，就是一本時間之書和探尋生命意義之書，其中有趙亞夫這樣的“皓月之光”，更多的是平凡的鄉(xiāng)土生命，他們就像一把種子，落在泥土里開出了花。

我曾在沙塘港村遇到兩個老頭，老戴和老裴，77歲，想自己動手打一艘扯篷船。過去，太湖邊的農(nóng)民不管是賣小豬還是接新娘子，都是搖著扯篷船。隨著社會發(fā)展，扯篷船退出了生活，他們想親手打一艘船，留下鄉(xiāng)愁、實證記憶。村里人聽說他們要造船，嘲笑兩個老頭發(fā)癡了，老戴反駁說：難道我們就不能有夢想嗎？

他們打船一年，我至少跟蹤了6個月，沒事就拎著茶杯坐在湖邊上看。2021年6月23日，這天太湖風力正好，我們坐著扯篷船航行太湖之上，大聲唱道：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浮沉隨浪，只記今朝……

即使快80歲也要做一件值得的事，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榮光——我年過花甲，還能繼續(xù)創(chuàng)作嗎？我想通了，寫作就是一顆種子落在土壤里，管它開不開花，別有什么功利心，我的心花開了，那就是一朵屬于自己的花。我又一次想到蔣捷的詞：“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边^去我讀的時候總是在想，人啊，活著活著就沒了；而當我與大地上生生不息的“光”相遇時，我才知道流光沒有把人拋，我們生命的精神就凝結(jié)在甘美的紅櫻桃、蓬勃的綠芭蕉里。

王計兵：送外賣7年了，我一直生活在路上。書展期間，我在昆山家中和書展會場之間往返，新的道路給了我新的靈感，我在手機上用語音寫下了一首詩：

我仿佛是裝進容器時飛濺出來的一滴水/而我扶住電瓶車的車把，只要我用力/我的雙臂就會筆直,像一個“=”/而我彎曲的雙腿恰恰像“《》”/我愿意用這個“《》”，括住我一生的水滴。

如果不是因為“外賣員”這個標簽，我的詩歌不會有這么大影響，是人們把善意釋放在我的身上。所以我常說，如果我低著頭，肯定不是因為果實，而是因為我背負著恩情。我該用怎樣的方式向生活、向社會表達感恩？這兩年我有了一些思考，是關于外賣員的出路問題。60張調(diào)查表加上街頭采訪，我總共和140位小哥聊了聊天，想了解他們的過往和對未來的打算，他們說得最多的，還是訂單快要送達顧客卻不接電話。我對此深有同感。我的《趕時間的人》就是源于一個年輕客人的惡作?。核o我留了幾次錯誤的地址，讓我爬6樓、再下來、再爬6樓，總共爬了18樓才把訂單完成。

問卷調(diào)查中最觸動我的故事，來自我最好的哥們。他告訴我，有一年下大雨，他的車發(fā)生側(cè)翻，后面一輛車的鋼架壓在他身上，導致他折斷了8根肋骨——我驚訝震撼極了，因為他是我們那一片的“單王”，后來做到隊長，人也很樂觀。這次事故對他造成的最大影響，是因為骨折身體收縮，導致他比老婆還矮了一點。所以我很希望通過《低處飛行》這部詩集，讓人們能夠?qū)ν赓u員這個群體多一些了解。當工作中我們有了一些小小的失誤，可以得到你們的諒解、少給我們一些差評，那該是多么美好的事??！

生活讓我熱淚盈眶

接納一切，作品才有力量

問：作為非職業(yè)寫作者，你們?nèi)绾翁幚砩?、工作與寫作的關系？

樂心：我形容退休后的我就像一條魚，從魚塘奔向了大海的寬廣。

媒體人天天和世界對話，唯獨沒有時間跟自己對話，當我回到家鄉(xiāng)，我想變成大地上的一棵莊稼。一次我走在家鄉(xiāng)的大街上，遇到一位90歲的寫碑人。他年輕時畢業(yè)于無錫師范，后來因為生活的變故依靠寫碑為生，家鄉(xiāng)方圓20里內(nèi)的橋碑墓碑都是他寫的。他對我說，丫頭，人在這個世上就算落到最低處，我們都要能站起來，要有一點本事——當他喊我丫頭的時候，我的眼淚涌出來了，我的雙親早已離世，世間再沒有人喊我“丫頭”了。

至今我都為自己還能夠熱淚盈眶而欣慰。我們一度把冷靜理智視為成長，而當我回到鄉(xiāng)土，我的生命重新覺醒。有一句話叫“回不去的鄉(xiāng)村，揮不去的鄉(xiāng)愁”，鄉(xiāng)村一度面臨空心化，但近幾年來鄉(xiāng)村逐步振興，在大地上展開她壯美的畫卷，作為一個作家，我不能對這樣的巨變視若無睹。

美棲村黨總支書記宗華東告訴我，他想帶村民種一片玫瑰園。他說如果一個村書記想躺平，可以有300個理由，土地制約、人才匱乏、沒有資金等等，但是人活著要有一點情懷。可是，發(fā)展花田經(jīng)濟需要遷走1200座祖墳，這在農(nóng)村是犯了大忌。他對村民說：我不是把你們的祖宗拋掉，而是讓他們同樣住“聯(lián)排別墅”，不要花一分錢，拎包入住。他說你們現(xiàn)在住房條件大為改觀，也要讓祖宗享享新農(nóng)村的福。鄉(xiāng)土書寫者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打撈這些被遮蔽的人物和風物，展現(xiàn)鄉(xiāng)村文脈和大地上生生不息的力量！

楊筱艷：作為一名小學英語老師，我把工作的時間和寫作的時間清晰地切割開來——在學校絕對不做私人的事，在家盡量不做工作上的事。

在學校，我分秒必爭，全情投入。改作業(yè)、做PPT、出卷子、帶早讀和午自習、分飯分湯，體育大課間帶著孩子一起運動，每天下午輔導作業(yè)……我可以很驕傲地說，工作這么多年來，我沒有耽誤過一天教學。年輕時，我婚假只休了1天就上班，產(chǎn)假未滿就去賽課，每晚回家把孩子哄睡著了再寫作。今年暑假前夕我正式退休，最后一次期末考試我的班級又考了第一名！

孩子們給我辦了一個告別會。考第一名的學生送給我一張照片，是她跟媽媽在向日葵花海里的合影。她媽媽是我多年前的一名優(yōu)秀學生，后來幾乎被一場失敗的婚姻毀掉，重生后她抱著女兒在向日葵花海里拍了這張照片。我還收到了一位“差生”的禮物——這次考試他英語竟然考了89分，離別禮物里除了附贈他的照片，還有他攢下的20塊錢，他把他最珍貴的東西送給了我——他帥帥的照片和20塊錢。這就是我的收獲，這就是我的一生的成就和榮光。

作家伍爾夫說女性需要一間自己的房間，對女性作家來說，更是如此。寫作時我恨不得讓家人消失：孩子，你別說話；愛人，你能不能先別打掃？但是再好的一間房間，生活總是會滲透進來，不管是正面還是負面的，怎么辦？我學會讓自己面對：你再苦，苦不過閩寧村的人；你再累，累不過風里雨里的外賣員。和外界的干擾共存，不停地寫，哪怕我剛才的靈感丟了——沒關系，我還有更好的。

王計兵：我的第一部作品發(fā)表于1992年，作品的發(fā)表讓我的夢想有了某種確定性。

我開始癡迷于寫作。為了寫一部長篇，我在自家承包的桃園里用玉米秸稈堆建了一座人字形的小屋，以看護桃樹的名義住了進去。我用了一年時間，每天趴在地上寫，寫了20多萬字，為了把它寫得更精彩，我買了很多“創(chuàng)作談”，根據(jù)作家的心得來鍛煉自己的創(chuàng)作能力。我首先學的是“身臨其境”：當寫到一個在城市里打拳賣藝的人的時候，我把自己想象成他，在鄉(xiāng)民搶種搶收的時候練武翻跟頭。最終導致沖突爆發(fā)的是，當我寫到一個人痛失雙親時，為了體驗人物悲傷的情感，我穿了一身白衣白褲白鞋模擬披麻戴孝，這一身裝扮徹底惹怒了父親。有天我撈完沙回到家，發(fā)現(xiàn)我父親把我的寫作小屋拆了，還一把火燒掉了我的手稿——這是我一生中最為濃烈的黑暗。

后來，我向家人承諾這一生再也不寫作了——事實上，我履行的部分只是不再投稿。最艱苦的那段時期，我靠走街串巷撿垃圾維持生活，筆名“拾荒”就是為了紀念那段日子。即使在拾荒生涯中我也沒有放棄寫作，我在拾來的紙片上寫滿文字，閱讀撿到的舊書，讀完了再賣掉。有段時間沒有書讀實在太難受了，我就去新華書店買了一本，把封面撕掉，放在泥土里面做舊，然后大大方方地帶回家，同時懷著一種對家人的負疚感——買一本書意味著我花掉了大半天的收入。

2019年我的詩歌在網(wǎng)絡上“發(fā)酵”，我向愛人坦白了一切。她卻說：我早就知道了。原來，她洗衣服時經(jīng)常從我口袋里掏出圓珠筆、鋼筆，都扎壞了幾件衣服——我們家演了一出“諜中諜”！我感到苦澀而欣悅，因為在很多年之前我就告訴自己，這一生，寫作可能都是需要我一個人獨自承擔的事業(yè)。

本版撰稿 馮圓芳 于鋒

本版攝影 余萍 趙亞玲 丁煥新

作家感言

只要擁有了種子，春天遲早會來

王計兵——

生命都要面對死亡，我們要給生命找一個理由，給自己樹立強大的力量。對我來說，文學是插入我生命莊稼地的竹竿，這樣，我生命的每一根觸須就會有向上的拉手。

文學可以修正一個人，可以讓人變成一個好人，我更相信文字是所有事物的種子，只要我們擁有了種子，春天遲早會來。

楊筱艷——

電影《死亡詩社》中的約翰·基丁是我的職業(yè)明燈，他跟學生說過這么一句話：“法律、建筑、經(jīng)濟，所有這一切是構(gòu)成我們?nèi)祟惿娴幕A，但是文學、藝術、詩歌、美，這才是我們生存的意義?！睂ξ襾碚f，文學很簡單，像洗臉刷牙一樣自然；文學又很崇高，沒有文學，我只是生著、活著，有了文學我才是生活著。

樂心——

文學讓人在平凡世界里葆有一顆勇敢的心，成為一個良善的人；文學是荒漠中的一片綠洲、人心與人心之間相互連接的心橋。

分享會上我看到了很多從外地趕來、為文學奔赴的讀者，這種書卷氣不是一天兩天而是日積月累形成的。我希望每個人都能擁有這樣的光澤，擁有被文學打磨的溫厚“包漿”。